摘要：当然，大量以故事形式出现的原始问题，常以其情节生动内涵丰富而吸引不同时代注家或读者的注意，但不一定如孔颜之乐一样得到反复的开掘。 ...

很显然，在一个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随意生成各种具体语言，他对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掌握都需要该种语言的秩序条件。

否则你应对的是什么局面就是糊里糊涂了，对吧？这是我们请孔老夫子出来，夏商周三代相因，损益可知也的理性态度就极为重要。海外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还有可保守的地方，不能全盘否定还有可坚守的部分，最后还是归结到立宪的问题上。

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呈现出来：一是我们不承认落后，二是我们不甘愿落后。那么儒学怎么来实现权力的公有？答案就是选贤与能。在民国阶段，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政党国家形态。外王其实并不是要把它简单地划归为科学，而是我们怎么来讲述当代的新礼乐、新制度，儒学才是内外贯通具有内在逻辑的一个制度，而不非要去论证内圣怎么解释科学、民主，那个是不成立的问题。燕王哙的禅让导致了燕国内乱，然后齐国乘机出军，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面竟然把燕国灭掉了，当时孟子就在齐国，齐宣王还去问了孟子该不该打。

中国的四次现代化尝试，晚明没能正式迈出步伐，此后三次（晚清、民国和今天），每每走到要分权治国的时候就打住了，就夭折了，就中断了。这与呼吁社会提供更好的养老设施是不矛盾的。当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舶来中国的时候，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自由观念在理论与近代自由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和实现转换的可能。

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摘  要：政治哲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由此可见，在儒家眼里，三代圣王治理之下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古代政治生活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辩护功能 虽然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应然判断，在更高和更抽象意义上探寻政治领域那些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向现实政治生活负责。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它不仅能够将历史与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怀恋与憧憬于一体，从而为现实生活设置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因为它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所以能以批判的姿态要求现实政治制度改良统治法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约束政治压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最终实现善治。

二要让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余英时先生曾以 哲学的突破[23]来诠释中国人文思想的进程。2.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批判功能 尽管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在一定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其一旦建立就可能受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权力格局的左右。三是不仅在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富民，还应该在道德、文化上教民。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可以说，儒家士人追求的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二程就认为，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18]，朱熹也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

作为儒家乌托邦政治思想的集中写照，《礼记·礼运》开篇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传说中的大道之行的世界即是圣王三代的理想世界。[16]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历史经验为基础，以善恶为尺度，蕴含着对暴政、虐政批判的意识，因此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

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不过，这并不妨碍乌托邦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当然，传统民本论不止是儒家的观点，其他学派也有养民、富民与教民的思想，但有时对于民众的关爱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性中没有天然的道德准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私欲所驱动，所以为防止相互侵害，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建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从而走出自然状态，走进政治文明，这便是国家的起源。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之间也。在《大学》中，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欲平天下，须先治其国。

不仅如此，早期儒家还将道义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尺度与标准。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争鸣，再到两宋儒家有关道义与功利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关于政治秩序合理性暨合道德性的理论是思想家的集中要旨，其核心是如何达致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

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20]。

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理想被重置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纠正就成为一个难题。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儒家作为政治思想的主体，格外重视伦理关系且通过家庭来认识社会。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⑧]由此扩展到社会领域，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归结到一点，即一切皆以修身为本。

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认为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孟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其身而天下平。

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而言，悠久的文化传统、复杂的社会结构、独特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其对道德伦理的关注、天道性命的建构、百姓民生的关怀等区别于其他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哲学特质。儒家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预设体现无序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此成立强权国家是有必要的。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儒家视域中的天指的是道德之天而非自然之天，确切地说，是体现于自然中的道德本体。

[⑨]所谓善行无辙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然而，我们认为，在庄子那里同样看到了个体的重要性，同样有着对于自由的强烈追求。[⑦] 3．由实践品格看，对百姓与民生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实目的 不同的思想学说有不同的学术旨趣。虽然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解释政治。

在治世与行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思想家并不忽视和否定民众的现实生存需要，可以说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和竞争，其根源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在没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引发暴孽横行。

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人是政治动物，又有动物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如目可以视，耳可以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等等，这类能力和欲求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具有先天性、自然性和受动性特征，属于人的感性层面。

2．由思想基础看，对天道性命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有云：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